“唐宋之变”：台州窑的兴衰 观天下

南朝时，分会稽东部为临海郡，位于治所章安附近的溪口窑得以勃兴。唐以后，随着台州政治中心转移至临海，供应日常陶瓷器的生产中心也由溪口窑转为梅浦窑。由此迎来了台州窑的两座高峰，然而到南宋，虽然台州的政治经济达至其历史巅峰，但是台州窑却走向终结。是台州窑本身的问题还是经济史的大趋势使然，本文试图通过台州窑的兴衰加以探究。(参照史学界的“唐宋之变”说)

一、台州窑的形成

在台州母亲河——灵江两岸分布着中古各时期的窑址，其时代性和地域性基本上与行政中心的变动相呼应，从南朝到南宋，台州窑址经历了由盛至衰的过程。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在春秋战国以前的情况，仅在灵江南岸的汛桥发现过几个小规模的硬纹陶遗址，直至东汉才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溪口-涌泉窑址(现为浙江省级文保单位)，南北朝时臻及鼎盛。其中溪口窑以铁场村为中心分鲶鱼坑口窑址、安王山窑址及岙里坑窑址，与涌泉西岙窑址合称溪口-涌泉窑址群，按保护范围计，约合15000平方米，再加上“三普”新发现的处于两者之间开井窑址，基本上沿灵江北岸由下游向中游发展。作为南北朝时期的窑址，其规模如此，与作为临海郡治所的章安密切相关，张崇根在辑注《临海水土异物志》时特别提到：“临海郡：(公元257年)分会稽东部六县置，治灵江口章安镇，辖七县(含临海县)，其地约为今浙南、闽北沿海一带”。与之相应的，刘淑芬在《三至六世纪浙东地区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指出：“福建地区制瓷业发展较迟，大约自东晋才开始；此地制瓷业的发展可能和浙东人民的移居福建有关。”缘此，溪口窑可以说是越窑南传的“中介”，而不仅是一个被动的承受者。

自唐以后，台州的政治中心开始由灵江下游的章安迁至背山临江的临海城。此后代替溪口窑群的，是临近台州府城，据灵江中上游的五孔岙及梅浦等窑。其中尤以梅浦窑为繁盛(现为市级文保单位)，其窑群分布较广，已探明窑址遗物堆积总面积约40000平方米。梅浦窑群已知窑址主要分布在西南隅后门山、马里墩及瓦窑头等处，西及永丰镇柴埠渡及许市等处。由南朝至北宋，台州窑窑址遍布整个台州各地，逐渐形成以梅浦窑群为中心的台州窑体系。据金祖明的统计：天台6处，仙居3处，三门1处，临海11处，黄岩11处，温岭6处，等等。其中临海梅浦窑群中的许市窑以镂孔装饰闻名，黄岩沙埠窑群以划花见长，仙居后墩头、埠头和温岭南窑山窑址则以出产明器为主，多绘以褐彩民俗画。而梅浦窑为五代至宋朝台州府城居民生活用品供应地，特别是刻画花及镂空技艺代表了台州窑发展的最高成就。黄岩灵石寺塔中有一件五代镂空缠枝花青瓷熏炉，其盖镂空，以三瓣卷叶忍冬为主纹饰，共十七组连环构成。

二、台州窑特点及影响

(一)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台州窑

南北朝时期台州窑以溪口-涌泉窑址为代表，其产品风格与周边的瓯窑系统和越窑系统相比，在品种、造型或釉色、装饰等方面也有所不同，特别是釉色和装饰具有自身特色：

第一、器型以敛口深腹、短颈鼓腹为主要特征，多丰美与精巧，不同于越窑的修颈肥腹，也不同于瓯窑的疏松厚重。

第二、瓷器上应用化妆土，一般认为最早是西晋时的婺州窑。而在溪口-涌泉窑址群中的岙里坑窑址发现的东汉末期的瓷罍上，就已应用了好几种颜色的化妆土。

第三、施釉与瓯窑、越窑等青瓷窑系一样，但釉色不同于瓯窑的青中泛灰，也不同于越窑的青中泛黄，而以淡青和青中微黄为主；其次是乳浊釉，再次则是黑褐色釉，釉质细润，玻化强。器物的施釉方法主要是浸釉，大型器物则用刷釉。大部分器物外表施釉不及底，但也有部分器物施满釉。施釉的工艺水平和质量明显优于同时期的越窑和瓯窑，在其它同期同类型窑址中也不多见。

此外，在鲶鱼坑口窑址堆积层中还发现了四件铜器，其中的一件熨斗与上海博物馆所藏的“货泉熨斗”形制相同。而其中的一件铜洗则与浙江省天台县西晋“永嘉四年”纪年墓中出土的铜洗的纹饰及尺寸完全一样。值得注意的是，铜洗的外壁有一层玻璃质物，厚度在0.5毫米至5毫米之间，而洗内的泥土与瓷片、熨斗等粘成一体，凝聚力极强。这四件铜器当作盛釉之用，这在早期窑址中发现实属罕见。

溪口、涌泉窑址群的发现，结束了临海与台州古代无瓷之说。特别是它不同于瓯、越两大窑系的产品风格，为中国青瓷烧造史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二)唐五代时期的台州窑

台州窑系发展到唐五代时期，则以梅浦窑为代表，从其类型及器物质量上都可谓兼具台州窑各支系的特征而集其成：

第一、器物品类繁杂。

梅浦窑因为处台州的行政中心，又继南朝窑址之余绪。相较于溪口窑址，器物类型上除日常的碗、盆(最大宗的日用品)，瓶、壶等之外；新增了酒雕等器物、刻画花等工艺，相当于奢侈消费的器物，虽然所存器物在瓷器中非佳作，但在使用功能及工艺上有了新的范围及成就。

第二、器物质量参差。

碗、盆一类日用器物，胎质精粗各异，所施之釉也厚薄不一，多为青釉。同时因其较为普遍，仅从目前尚不完全的地面遗存，就可以显示出历史变迁的基本脉络：就具特征性的圈足来说，由唐以前较普遍的平底碗，到圈足的出现，以至于宋以来较高圈足的过程；碗腹的深浅，碗口的大小，则显示其较多样的使用范围和消费人群。

壶、瓶一类，相较之上一类而言，在胎质的厚度、硬度大幅增加；所施釉也有青、褐、黑等多种，釉色则深浅不一、或为不同消费人群之用；纹饰上，弦纹虽是较普遍的南朝以来的纹饰，也有了瓜棱形器物的特有纵向弦纹；形制上也显示出唐代以来较流行的变化，即盘口壶向瓷罂的转变过程中出现的类型，系钮的工艺也更加精致、坚细。

第三、刻划花及镂空代表类台州窑所达到的工艺成就。

虽然镂空装饰的瓷器在窑址地面遗存中未能发现较完整的器物，但是最为基础的刻画花瓷器则多有发现，除大量残片外，也有较完整的器物五代青釉划花瓷执壶，也有一些附近墓葬出土的较完整器的佐证。纹饰品类丰富，有荷花、蝴蝶、牡丹、缠枝、飞鸟等，技法细腻，釉色也较前此数种器物为清亮，可以说是台州窑的巅峰与绝响。

三、台州窑系之兴衰：从溪口窑到梅浦窑

南朝以来，中国的经济中心不断南迁，台州的政治经济地位由南朝至南宋不断上升，而作为生活必需品重要来源的台州陶瓷业则经历了由盛至衰的过程。近年来，通过文物普查，台州陆续发现了东汉至宋代的青瓷窑址约三十余处，这些窑址，瓷器残片分布面积大、堆积层厚，内涵丰富，时代前后连贯，具有台州地方特色，可谓自成一系。然而自宋以后则归于消亡，其中梅浦窑的兴衰很具代表性。

从现有调查资料看，台州窑烧造在南朝和五代是两个高峰，这与中原士族的南迁及政治中心的南移、内移密切相关，但是在古代南方经济最为发达的南宋却衰落了。建炎南渡后，中原衣冠集聚于斯，正如陈耆卿在《嘉定赤城志》中所言：“接于南渡，文物益振，故其圭衮之炜耀，笔槖之层复” 。不但前后出现五宰辅，更有寓居台州的王公贵族，其中就有宋仁宗幼女鲁国大长公主及宋皇室后裔赵汝适等，进士名流更是大胜于南朝、五代，而台州的陶瓷业反而盛极而衰了呢？查看临海市博物馆的藏品名录时会发现，逐渐代替本地越窑青瓷的是南宋龙泉窑瓷器，南宋哥窑瓷器，元龙泉窑瓷器，明龙泉窑瓷器，明哥窑瓷器，清哥窑瓷器，清景德镇瓷器。这些异地瓷器不论从花色、样式上都比本地较为单一的日用青瓷大为发展，这从经济史的角度来说，就是区域性的自然经济日益为全国性的商品经济所取代。

经济的发展，统一市场的形成，也推动了统一的交通网络的建立。据《嘉定赤城志》记载，为了修建沟通南北的中津浮桥，南宋台州郡守唐仲友不但力排众议，还召集各级部门做了潮汐影响桥梁状况的设计实验：“创木样，置水池中，节水以筒，效潮进退，观者开谕。然后赋役。”在具体施工过程中，则是各县分工协作：“凡桥栏舟筏之役，五邑共之。黄岩预竹缆之需，余皆属临海。”到嘉定六年(1213)再修，则又“取财于宁海，取木于天台” ，“五县共修”成为常态。

而据南宋时寓居临海的赵汝适在其《诸藩志》中的记载，当时的海外贸易也大为繁盛，其范围：东自日本，南止印尼，西及意大利，北至中亚诸国；所载物产也有四十七种之多。这种经济“大转型”，在史学研究领域有“唐宋之变”之说，这也反映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嘉定赤城志》之土俗篇有载：“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取爵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穑。工勤于技巧，则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贸。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此论与传统重士农轻工商的观念大易其趣。也许把这些历史信息综合起来，我们就可以找到台州窑兴衰的历史缘由了。

概括而言，台州窑瓷业自东汉兴起至三国两晋时发展为大规模生产，原因有二：一是当时之章安已成为浙江东南之政治、文化、军事重镇；二是邻近台州湾，具有良好的自然港，易于运销。衰落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龙泉与景德镇瓷窑业的兴起，元明以降更是及乎鼎峰；二是台州窑各产地瓷土无论是质量还是容量都明显落后于二者。随着南宋以来江南统一市场形成及海外贸易的发展,地域性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步让位于更加专业化的分工协作的全国性的市场经济，优胜劣汰，台州窑也就自然而然地趋向消亡了。